爱书的人，向来视书如宝。可弃笔，但从不弃书。
至多容书蒙尘，也仅此不像样而已。
前些日子，应友之约凑趣一番，欣欣然开启书橱，点检旧书，亦得以重温青少年读书时光。
旧书新遇，如同故交于他乡相逢，不免要驻足叙话一番。
数十载光阴逝去，迄今回首，发现一些书当时读得囫囵吞枣，只知其表，不明就里，但现在却悟得，在某些时刻于人生十字路口，其所不动声色指引的前行方向，实在是关键。
且拣出几本，分几类说说吧。
一类算得上是工具书。
如新华出版社1984年编译汇集出的一本《世界历史上的今天》，以一年中的月日顺序，逐日记述世界历史上当日曾发生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科技发展和自然灾害等各种重要事件。这本书的售价1元5角，当时在北京约可购得猪肉8两5钱或梗米7斤3两或白菜15斤左右，另有网友回忆说“83年的重庆，1元钱可以买到一份青椒肉丝+两碗豆花+四两干饭”，真正印证了这本“精神食粮”与一顿饱腹午餐的含金量大抵旗鼓相当。
这书当年十分爱惜，却并非因为贵。
从书中以圆珠笔写下的几处笔记看，应于1988年购得，那一年笔者正好初三。笔记在“十一月十四日”项下增补“一九八八年，台湾《入出境管理局》首批核发了四位大陆同胞赴台奔丧、探病的《入台旅行证》，浙江省五十七岁的许松林得到了第一号《入台旅行证》”，在“十一月十五日”项下增补“一九八八年，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于格林威治时间零点二十分在阿尔及尔正式宣告成立，首都是耶路撒冷”，在“十一月十六日”项下增补“一九八八年，苏联第一架航天飞机《暴风雪》于今天莫斯科时间六时发射成功，航天飞机是由《能源号》大型通用运输火箭送入太空”云云。
现在或有小朋友看了不解，要问记下这些作甚？
那会儿，互联网才刚刚进入中国，且仅在一些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并局限于极小范围内的电子邮件服务应用，而现代意义上的搜索引擎也须再等到该书出版十年后的1994年7月方才出现。
在那个年代，一切写作素材的积累全靠手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一本工具书在手，作文考试不犯愁，这是那时节一个初中应届毕业生可以坦承的小心机。
还有一类，算得上是文艺书。
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的一套《中国现代性爱小说资料丛书》，共四册，分为《性的屈服者》、《热情之骨》、《我已在爱神前犯罪了》、《倾城之恋》。
彼时刚进大学，念的又是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似乎看这些书，不仅正当年，还可归属于专业学习兼学术研究性质。
然而，那时真的腼腆，后三册均有，第一册独缺，怪只怪那书名也太赤裸裸了吧，要是家长看见会怎么想？老师、同学看见会怎么想？不过，倒也不用担心女朋友看见会怎么想。
要是当时有女朋友，估计也不会有心思和功夫细从书中求学问了。
其实这套书看内容，还是挺正儿八经的。
编者在前言中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据统计恋爱主题占了90%左右，其中真正称得上性爱小说的大都出自于浪漫派作家之手，其代表作家有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叶灵凤等，他们对性爱问题的描绘是真挚的痛切的，这些描绘性心理、性压抑、性扭曲、性苦闷甚至是性变态的作品，成为对封建礼教与道德规范的强有力的叛逆和挑战，冲击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根深蒂固的性观念和性道德，其反对封建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连给予过性爱小说作家以辛辣的讽刺调侃的鲁迅也曾指出他们作品的真正价值，在那些渴望和苦闷中有“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编者对这些浪漫感伤的性爱小说分了类，一类是以爱情、性爱的悲剧传达人生意义的失落，代表作有郁达夫的《沉沦》；一类是写自然情欲与禁欲主义的对立，新的人道主义性道德与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的对立，代表作有叶灵凤的《姊嫁之夜》、《昙花庵的春风》；一类是乡土气息的性爱小说，代表作有沈从文的《萧萧》、《边城》；一类是性变态、性犯罪、三角恋爱，代表作有穆时英的《石秀》、刘呐鸥的《残留》、张资平的《梅岭之春》等等，编者特别强调说，比起前面三类作品，这类作品追逐新奇、醉于诱惑、庸俗低级，其品位实在是很低的，只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到中国现代性爱小说的总体轮廓，编选时才适当收入了其中的少部分作品。
好吧，怎么说都行，反正柔石的《一个春天的午后》、郭沫若的《叶罗提之墓》和《残春》、茅盾的《自杀》、老舍的《热包子》、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都被选入了这套书。这些作家的作品如果要被归列为争议颇多的“性爱小说”类型，本身就会引来更多的争议。总之，编者哗众取宠之嫌及借题营销之实大约洗不白了。
再有一类，可以算是启蒙书，这类书对笔者本人成长的价值，就是开篇所述的人生指南作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被公认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正如白岩松所说：“八十年代的确是物质极度匮乏、精神世界和文化领域全面打开的时代。”有评论家回顾道，1978年引起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既是八十年代新思潮兴起的端倪，也标志着一个继承“五四”先贤精神、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新启蒙”时代即将到来。
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着手编辑出版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原计划出书100种，到1988年截止时实际共出书74种，其顾问及编委会成员中不乏当时以及后来至今一些著名学者、政治人物。编者充满热情地献辞说，期待这套丛书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学术界对这套书的评价几乎异口同声，“《走向未来》丛书的作者集中了八十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中，这套书的地位不可磨灭”。
对这套丛书，笔者前后大约得读十几本。尽管那时年少，对各种新理论新思潮朦朦胧胧、似懂非懂，但仍然留下了深刻影响。如《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对十九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不同路径代表的欧洲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民族独立和工业化展开的背景下，探索政治现代化道路的漫长历程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精要的评论；另一些经典书目包括《增长的极限》、《看不见的手》、《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人的现代化》、《富饶的贫困》、《儒家文化的困境》等等，大多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走向未来》丛书编者献辞之一
《走向未来》丛书编者献辞之二
《走向未来》丛书编者献辞之三
1986年起，辽宁人民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一套《面向世界》丛书。编者说“把握时代的脉搏，做到思想、知识与时代同步，是我们伟大祖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世界正在急剧地发生变化”，“变革的浪潮势不可当”，“科学技术革命充当了这次行将到来的巨大变革的先导”，“我们的时代是世界历史上的新时期的降生和向新世界过渡的时代”，该套丛书就是为此而打开的一个世界“窗口”。
《面向世界》的第一批书目包括《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介绍了以未来学研究为主旨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和活动；《走向二十二世纪》，介绍了美国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的大过渡理论等等；第二批书目包括《现代科学之花》，介绍了技术美学；《意义的探究》，介绍了当代西方释义说。笔者手上有本《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则对康德、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萨特等人哲学思想的非理性主义特征进行了综述和评点，其间还穿插介绍了荒诞派戏剧《秃头歌女》、《等待戈多》以及“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等作品，相当于额外赠送了一份西方现当代文学推荐书单。
同样是在1986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也在编辑出版一套《传统与变革》丛书。基于当时“一方面有人对我们说儒家文化预示着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又有人对我们说在传统文化的地基上是盖不起现代化的大厦的”，编者们为此指望选编进来的每本书都能在所论及的领域里回答五个层次的问题：一、传统是什么？二、传统的成因；三、传统对现代的影响及影响的方式；四、传统的功与过和是与非；五、传统在当代的转换趋势，希冀在此基础上对传统在现代人的心理、观念、风俗习惯上的积淀作一番透视，并站在时代与未来的角度进行预测和评价，另外还特别指出这些书稿主要是写给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心文化思想建设的非专业读者看的。首批书目包括《中国伦理生活的大趋向》、《决策学的新视野》、《家庭的明天》等等，第二批书目包括《我们性格中的悲剧》、《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未来人才学》、《社会现代化与观念的演进》等等。
该套丛书中，《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从现代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新视角，通过对“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根源以及几个代表人物如“陈独秀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胡适的假改革主义”、“鲁迅意识的复杂性”等的研究，提出“以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符号和价值作为种子，通过创造性转化，可以结出具有现代意蕴的果实”；另一本《日本之谜——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则通过作者实地对日本社会的“集团意识”、“实效观念”、“尽职精神”、“多维价值观”等民族特性的观察与见闻，对日本列岛近现代工业生产、科技教育的发展经验和存在问题结合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进行了微显阐幽的思考。
除了上述几套丛书外，有几本书也值得单独一述。
如《梁漱溟问答录》。梁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费孝通说“梁先生一生中身体力行地用心思做学问”，是其“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这本书中有梁先生回忆和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章士钊、李济深、陶行知、黄炎培等各界人士的相识往来，书中所载很多史事是梁先生亲历亲闻，对于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者而言是珍贵异常的重要参考资料，读来如临历史现场，很有参与感。
1988年，云南出版社出了一本拉丁美洲文坛“结构现实主义大师”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所著的《狂人玛伊塔》，这本书将政治空想与文学虚构相结合，描绘了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如何将一个满怀虚幻的革命理想主义者扭曲成可悲的角色，有国内的评论家在译介前言中说，“进而揭示出产生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这个评论是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世界了。如果从世界的角度看回中国，德国中国问题专家L.洛伊宁格尔博士所著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美国作家马克·萨尔兹曼所著的《幽默的中国人》、前联邦德国驻华大使埃尔维因·魏克德所著的《我在中国当大使》都值得一读。
笔者藏书不经意中还形成了一套“丑陋”者作品系列。台湾作家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反思中国传统“酱缸文化”，多年前就已在华人地区大热，在此毋庸多言。另有日本地球物理学家高桥敷在南美大陆工作十余年，经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一番感受和比较，他认为“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必须再进行一次‘发现人’的维新”，其所著《丑陋的日本人》旨在揭示和思索日本传统文化的弊端所在。该书初版于1970年，重版于1985年，十五年的时间过去，虽然日本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作者在重版时还是坚持认为，“在此期间，意识的变革微乎其微。不，也许可以认为，‘丑陋’的一面变得更巧妙了”。此外，美国两位著名的南亚问题专家威廉·莱德勒、尤金·伯迪克以《丑陋的美国人》为题，基于真实生活基础，刻画了50年代初美国一批外交官员和经援人员的愚蠢嘴脸和恶劣行径，并希望该书“给人们以启迪，激励人们思考”。
另外再说一说，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所著的《美丽新世界》。这是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这本书的入手应该是在1988年，记得当时看完之后掩卷长叹，从此对未来世界的臆想不仅有美好的憧憬，也隐隐多了一层无端的猜忧。
富兰克林说，“在读书上，数量并不列于首要，重要的是书的品质与所引起的思索的程度”。
笔者深以为然，遂以此语作为本文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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